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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艺术训练始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二工作室，一个以具象写实体系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对雕塑的选择，源于我自幼对手工劳作的直觉性偏爱；而对具象方向的投入，则近乎一种顺理成章的延续。在这里，严谨的泥塑与人体课程奠定了我对于形体、结构与空间认知的基础，这种学院派的“基本功”，成为我此后一切创作思考的坐标。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了我后续创作的转变。在景德镇驻地创作的那半年，宛若一段脱离轨道的“例外状态”。我沉浸于陶瓷的物理性之中，以最原始的盘泥条方式工作，并在此后搬到乡下。那段与泥土、窑炉、小动物相伴的时光，质朴而直接，让我初次体验到创作与生活完全交融的“心流”状态。

　　回到北京后，持续的隔离将我又抛入一种孤独的境地。物理空间的限制与心理上的困顿，迫使我对雕塑的本体进行反思：当传统的泥塑手段变得不可能，雕塑是否还能成立？我转向了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材料——布料。利用旧衣物进行的软雕塑创作，成为一种心理上的代偿与慰藉。我将学院训练所得的形体掌控力，与布料的柔软、温暖特质相结合，并进一步延伸到玩偶制作中。这些作品，如毕业创作《向着明亮那方》中对纸浆的运用，都指向我长期倾心的主题：动物、静谧的情感联结，以及一种非叙事的、内向的球速体育Welcome诗意。这种对“温柔质感”材料的选择，是直觉的，也清晰地映射出我内在的情感诉求。

　　但我逐渐意识到，在填充、拼贴、堆砌的“加法”过程中，我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控制欲，这与我所追求的那种松弛、共生的状态产生了悖论。我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

　　研究生阶段，在密集的课程与自我探索的并行中，这种方法的转向逐渐清晰。在完成以布艺承载“北京胡同印象”的作品，为这段软材料探索画上句号后，我选择回归泥土，但带着新的问题。我尝试用刮刻半干泥块的方式工作，让过程从“塑造”转变为“削减”。这不仅是技法的改变，更是一种主体姿态的调整：我从一个设定的创作者，转变为与材料相互聆听、相互制约的对话者。刀痕不再仅仅服务于造型，它开始记录时间、记录偶发、记录“物”的抵抗与给予。我不仅剔除了多余的泥料，也在剥离那种全能控制幻觉，从而“揭示”出形体内在的自主性。

　　自然而然地，我尝试走向了木材。木头温暖的生命感、天然的纹理与时间印记，与我心中那份对自然与静谧的眷恋深度契合。雕刻木头，成为一场与自然合作的仪式。

　　至今，我的创作面貌或许仍在生长与流动之中，但内核已逐渐显现：我的工作，是对“雕塑”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持续探问。这种方法始于对具象世界的观看与塑造，途经对材料物质性与心理属性的体验，最终走向一种以“减法”为方法的、与物共生的实践。我不再仅仅想“表达”情感，而是希望让情感在人与物、形与痕、控制与放任的微妙间隙中自行显现。未来的路，仍将漫长，对象无论是木还是泥，也是时间，更是我与万物之间那份温柔而坚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