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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态遗产”代表的是一种将文化遗产视为生命有机体的保护观念，其最核心的特质是强调那些仍在延续原有功能、并由核心社区持续传承与阐释的遗产形态。

　　在贵州石阡的楼上村，这个明清古寨已静静生长了五百多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2016年起，复旦大学国土球速体育官方入口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团队便开始在楼上村开展田野调查，编制文物保护规划。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楼上基地”正式挂牌，教席联合各方发起村民工作坊，设立楼上遗产课堂，构建起口述史采集与记录、遗产保护培训教育、青少年研讨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在杜晓帆看来，年轻人是文化的继承者与传递者，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乡土历史、传统技艺和村落景观缺乏认同，遗产就容易沦为静态的展品。“只有让当地村民感受到乡村是自己的‘根’，主动承担起传承的责任，才能让活态遗产在日常生活中延续。”

　　同时，团队开展“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活动，自2018年至今，已在9所学校展开了约180堂文化遗产基础知识课，持续推进对中小学生的文化遗产教育。

　　在乡村遗产的展示上，团队没有把展览办在城市的博物馆，而是直接把展厅搬到了村里。手绘地图、老物件展示、村民讲述村庄的视频、台湾插画师创作的村落画作……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展览”。

　　在福建永泰县盖洋乡，团队边调查、边研究、边策展、边收集、边记录，举办“且听峰吟”乡土文化展。通过深入访谈村民、收集老物件、记录口述历史，使尘封的乡村记忆重焕生机。

　　其中，最动人的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这一集体照并非由村民提供，而是在策展团队的建议下，由村委组织邀请三对厝族人共同完成的作品。”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刘邵远回忆道。

　　在村民们不同记忆和情感的讲述中，三对厝的形象逐渐立体生动起来。当村民们走进展厅，看到自己熟悉的场景和话语，许多人驻足良久，相互讨论。

　　“这也使我们意识到，村民既是展项的创造者、生产者，也是展项的共情者、解说者。遗产保护要嵌入到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记忆中，并发展出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刘邵远坦言。

　　在教席团队看来，遗产本身是否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或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否具备研究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是选择项目时的重要标准。

　　在福建三明市槐南镇，有着上百处家族祖屋，其中包括全国规模最大的土堡之一安贞堡，是典型的家族聚居型乡土聚落。

　　在前期的调研中，团队发现其乡村社会具有强烈的宗族凝聚力与家国意识，不仅构成其核心价值，尤其是社区对遗产的情感联结，更赋予土堡作为活态遗产研究样本的典型性。

　　基于此，团队提出，槐南镇应立足于海峡两岸关系背景，重视如江王祠等涉台文物在促进文化认同与祖国统一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团队推动建立了“社区主导、政府引导、高校支持”的保护模式，并协助当地申报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同时，团队正在编写的《槐南镇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蓝皮书》，将成为国内首个镇域尺度遗产系统保护的范本。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传承地和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新疆佛教遗址不仅记录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历程与文明交流印记，也凝聚了新疆各族群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与情感。岁月的长河漫涌而过，这些深植于新疆大地的文化根脉与记忆，尚未被充分唤醒。

　　2021年起，团队启动新疆地面佛寺遗址专项调查。团队四次深入新疆，调查了82处地面佛寺遗址，拍摄影像8万余张，采集39处遗址的43张大范围高清正射影像，建立53处遗址的252个单体建筑模型和55个区域模型。这是近百年来首次对新疆地面佛寺遗址的系统性调查，也让多元文明交汇地的新疆形象更加完整。

　　同时，对遗址周边的乡村遗产与社区发展调研也在进行，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古力拉孜·买买提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

　　作为一个新疆人，她此前对故乡的文化认知是模糊的。直到跟着团队，一步步走近那些风沙中的佛寺遗址。

　　“就像推开了一扇尘封的窗，光透了进来，突然看清了自己文化的底色。”她的震撼，也是许多当地民众的共鸣。“我能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能为当地发展尽一些微薄之力，所以也希望以后一直做下去。”她坦言。

　　在麦积山石窟，团队利用文化景观方法，将其价值认知在“东方雕塑陈列馆”的定位基础上，拓展为一个反映长时段“人—地”互动关系的文化载体，使那些原本隐匿于历史与自然之中“看不见的风景”逐渐浮现。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王军分享道：“我们期望超越以‘ 雕塑本体’为中心的视角，将石窟嵌入其自然基底与人文脉络之中，在动态发展的历史沿革中，重新审视其完整价值。”如今，团队也即将完成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的修编。

　　团队积极融合文化景观、系列遗产等方法，力图实现对活态遗产更为系统性的保护管理与传承发展。但是，待改进之处依然存在。“当前活态遗产保护缺乏统一的学科范式，”王军认为，“我们亟需凝聚志同道合的力量，构建一个成熟而有温度的学科共同体。”

　　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郑奕看来，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不仅是文博系的幸运，也标志着复旦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担当获得了国际认可。

　　教席平台不仅提供了国际学术对话的机会，更搭建了一个连接全球活态遗产保护实践的网络，使得团队有机会把来自世界各国的“地方经验”变成全球对话的一部分，获得更丰富多维的研究视角。

　　2024年，团队推出“非洲遗产”系列讲座，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和学生的兴趣。“中非同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地区，都面临着现代化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难题。”杜晓帆解释选择非洲的原因，“我们都在寻找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的保护之路。”

　　在构筑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团队希望借教席这一桥梁，寻求更深入的交流互动。“希望能够在中非学者交流、遗产能力建设、遗产保护技术与监测体系建设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在与国内外不同团队交流的过程中，团队总结认为，中国在文物保护技术上已从学习者转变为同行者。“十几年前，我们还需要外国专家指导；现在，我们已经探索出一套中国经验，并开始与国际社会分享。”未来，教席将更深度地参与全球政策对话，让文化多样性与活态遗产保护传承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2025年10月，“活态遗产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发展”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此外，团队也深度参与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在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研究中，他们提出应放宽视野，讲述更完整的古蜀文明演变故事。“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张国家名片，”杜晓帆强调，“更是为了阐述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规律与特征的理解。”

　　从贵州村落、福建土堡到新疆佛寺、麦积山石窟，从价值诠释到方法论构建，从扎根中国到走向国际，教席团队用三年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遗产保护之路，一条以人为中心、扎根社区、面向世界的活态保护之路。

　　三年来，他们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让“活态遗产”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实践。

　　“遗产保护不是要将历史封存起来，而是让它继续活着，”杜晓帆总结道，“活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有叠加了变化发展的时间维度，保护工作才能更加从容，才能为未来留下更多可能性。

　　文化遗产不是过去的终点，而是未来的起点。让遗产持续“活着”，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最温暖的桥梁。如今，这支团队仍然在路上。